延安时期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对廉政建设的理论贡献

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陈云、彭真等一大批卓越的领导人。他们在领导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分别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和社会建设等项事业都有许多建树，而且为党的廉政建设也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归纳他们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是廉政建设的前提

关于廉政建设中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毛泽东早在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曾指出：我们是马列主义的党员，我们应该是为革命的，不讲升官发财，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有的要发展个人经济发展私有观念，那这个党员也就不能再做一个党员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他又说，一个党员那里还有什么私有财产观念，谁有私有财产观念谁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把这一个问题看成一个原则问题，但这也还不是怎么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少数的一部分党员思想不纯洁，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发展下去那这个问题就要严重注意。对此，毛泽东号召应该以适当的方法使我们全党觉悟，要使全党在政治上纯洁，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保持党的纯洁，使共产党内没有资本主义侵入，要做到这样，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有一种办法去学习，即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巩固我们的党，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随后，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作了分析，根据当时党的状况，他认为，“共产党的队伍中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恶浊的东西，倒是奇怪的，倒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我们可以说：只要社会中还有这些恶浊东西，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剥削阶级的影响，那么，在共产党内也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恶浊的东西。正是因为社会上和党内还存在这些恶浊的东西，共产党就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党员就有改造自己的必要，就有修养和锻炼的必要。”刘少奇同志这个论述说明党内不纯的现象是难免的，要做到纯洁就要改造自己，就要有修养和锻炼的必要。

上述看法仅是从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影响出发，在党内同样存在着两种思想斗争的影响。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说：“我们的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党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进行斗争。这两种斗争是有区别的，但却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党不进行这后一种斗争，不经常在党内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那么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在党内发展，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使党不能巩固发展，就要使党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这个论述就找到了如果共产党员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即纯洁性），党就会腐败下去。所以，要搞廉政建设，不保持党员的纯洁性那是绝对不行的。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做到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呢？刘少奇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指出：“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为此，他又在《论党内斗争》中指出：“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为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就是说，为了这个目的，党内斗争还必须在两方面来进行，必须在两条战线上来进行。因为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从两方面来影响的，是从右面或者从左面来进攻党的，是在党内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因此，我们的党内斗争，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强调：“必须向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疏忽对任何一方面的警戒与斗争，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可以、而且一定从我们疏忽的一方面来进攻党，那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不能巩固党。所以党是在不断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巩固与发展起来的。”刘少奇同志上述的理论贡献，对于指导共产党员保持纯洁性起到极大的作用。

张闻天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他于1938年4月在陕北公学的讲演——《论青年的修养》中，结合当时抗战的形势，论述了抗战初期的革命青年应该怎样将共产主义理想同抗日战争的现象结合起来，特别是年轻共产党员怎样加强自身修养，做到保持其纯洁性防止腐败。张闻天从革命者与时代关系的高度来谈个人修养，围绕青年的理想这一青年修养的核心，结合青年的特点展开论述。张闻天谆谆教诲即将奔赴战区、敌后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青年，第一，“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他指出，同“空想”不同，理想是建筑在现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东西，适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它是可以实现的。抗日救国，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是我们今天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将来的理想。他启发、引导青年，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结实坚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第二，“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分析了青年的弱点：往往对革命的持久性和困难性估计不足，受不住旧社会思想习惯的压力，经不起一切物质上的诱惑，以及缺乏足够的忍耐与坚定而往往有动摇性。指出这些弱点常常使青年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到底的原因。第三，“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张闻天扼要地阐述了从了解情况、决定方针任务到开始实际工作这一过程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嘱咐青年，为了完成坚持抗战，最后战胜日寇的中心任务，要善于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实现这个中心任务的具体办法，并以极大的灵活性、机动性与创造性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情况在变动着，至死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而“一切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我们也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一切先进的革命理论，也要在实践中充实自己与发展自己的”。第四，“要同群众在一起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详细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勉励青年，要下决心到群众中去，要善于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领导的正确，要向群众学习，在群众斗争中学习，领导群众前进。”

为了能够达到保持共产党员纯洁性，张闻天还专门论述了共产党员要提倡朴素与切实。张闻天指出：“朴素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就是老老实实，就是真实的意思。”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彻底革命的党，是建筑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党，“我们丝毫也不用掩盖事情的真相，来欺骗或安慰别人与自己。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就不能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就会发生错误，遭受失败。”张闻天强调“共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要反对那种吹牛、夸大、粉饰、掩盖、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形式主义、风头主义等毛病。

上述这些观点和看法，听起来好似一些大道理，其实他与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只要能够做到中央领导所指示的那样，就一定能保持纯洁性，腐败就不会产生。

周恩来为了给广大党员干部做出表率，他为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于1943年3月18日结合整风学习，在重庆红岩村为自己制定了一份《我的修养要则》，全文如下：“（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这份《要则》，是周恩来在总结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斗争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的关于加强党性修养、改进工作方法的珍贵文献。1943年11月，他在延安连续作了5天回顾革命斗争历程的报告，还对《要则》作了修改，从而为全党树立了自我修养的楷模。如果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能象周恩来那样，加强自我改造、自我批评，形成坚强的党性原则，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必然能够保持。

二、增加党性修养是廉政建设的根本

我们通常都说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就是说要搞好廉政建设，必须要有良好的党风。那么，良好的党风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延安时期，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有许多理论建树，特别是我们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树立起来。那么，党的优良作风又怎么会通过全党整风运动能树立起来的呢？说到底是增强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因此，我们认为：增强党性修养是廉政建设的根本。

回顾延安时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增强党性修养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1941年7月1日，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为保证党的高级干部整风能够顺利进行而作出的。在此之前，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曾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根据当时抗战的形势，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体同志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之下，成为有机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党所担负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在当时，“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普遍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歪风邪气。比如，在党员干部中存在着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许多同志还不知道这种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表现。

此外，这个违反党性的倾向还表现在：政治上的自由行动，不尊重党的决定，随意发言，标新立异。在组织上表现为：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表现为：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风头主义等等。上述种种表现，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对此，毛泽东严历批评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强调：“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在当时，中共中央就是针对党内这些表现，而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做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认真分析了在党内产生上述这些违反党性的倾向的原因，认为当时我们党所处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还因为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很大的比重，党的理论水平还是非常的低，党的教育还是非常薄弱。因此，为了纠正这些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特制定了6条办法。

（一）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组织，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二）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三）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确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的团结互助，受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对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四）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五）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浮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六）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决定精神，1941年9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加强党性锻炼》的社论。指出：“更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党性锻炼，更进的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更好的统一党的意志和巩固党的团结，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引导我们的党走向新的胜利。”

自从毛泽东第一次把主观主义提到党性的高度，说是共产党的大敌，并论述了怎样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增强党性的辩证关系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在不同场合有过精僻独到的阐发。而任弼时在当年中央决定发出之后，他专门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文，要求全党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决不是偶然的。显然地，在今天的环境中，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他特别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违反党性的问题，提出了应该在那些方面加强党员党性的修养。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且丝毫不受任何所谓“要尽的义务”所驱使，所催迫，所束缚。不然便会成为盲从者。盲从者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是相对的东西。任弼时同志强调：“要使我们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成为自觉的 、自动的和积极的，这首先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当然，要具有阶级觉悟，要把握住阶级意识，决不是在口头上讲几句漂亮话所能做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强烈的斗争过程。

第二，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应同时并列而进行的工作就是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就是要充分地掌握“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任弼时说：“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能化为乌有。对马列主义也得有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无论在学习它的时候，或运用它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他的意思是要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决不能教条式的去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他号召要反对机会主义，对妥协、投降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对那污辱和曲解革命理论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就是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

第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他认为：党员的利益，党员的愿望，应与党的利益和党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就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因此，就得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应当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同时也对自身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任弼时说：“因为这些倾向是破坏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团结的。”所以，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我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任弼时说：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教育他遵守党的纪律，而且也教育为革命而斗争的阶级遵守一定的纪律。关于什么样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斗争时，他用斯大林的话：“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显然地，党的各个组织，以及每个党员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就是说，首先自己应该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所以，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的党是己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说，少联系一个人，便对党减少一份力量。因此，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最后，任弼时同志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精神，他向全党提出了十个方面的要求：要我们为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而斗争；要展开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要坚决与阳奉阴违的两面性作斗争，并且要彻底肃清这种现象；要即时纠正和不纵容错误的发展，若果发现了错误，要正面地、坦白地、诚恳地提出批评；要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要为服从纪律和服从组织而斗争；要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要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要每个党员都参加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他强调指出：上述这些要求，“这就是培养和锻炼增强党性的几个重要关键。”中央领导的这些论述，为全党整风运动期间如何增强党性修养提出了方向和目标，成为改进党风的有效措施。

（2）延安整风运动普遍提高了党性修养。众所周知，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也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场思想革命，特别是每个党员都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增强自己的党性，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许多先进单位，被誉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增强党性的典范。比如边区保安处支部是怎样讨论增强党性的决定；军事学院的党性检查等，均刊发在当年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供大家学习。这些单位之所以做得好，是他们认真学习和落实了中央决定精神，并结合各自的实际把增强党性落到实处。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制定的《党性锻炼的标准》很有特色，不仅回答了什么叫作党性？为什么要坚强的党性？而且具体规定了党性锻炼检讨标准，总共8条。

第一，忠实于革命事业，积极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具体要求两条：一是不怕困难，认识困难，向困难斗争，有艰苦奋斗的战胜困难的精神和决心；二是有牺牲精神，不因家庭牵缠，不受金钱地位美女的引诱、牢狱刑场威胁所屈服投降而背叛党。

第二，无条件的执行党的一切决定，严格遵守纪律，真正作到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具体要求两条：一是反对两面态度，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必须在一定的会议上组织上正确的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能以自由主义的现象，去代替正确的意见；二是尊重组织与组织上委派的干部，遇有原则之争论，是应对事而非对人，故不得有谩骂个人或组织的行为。

第三，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要求作到以下四点：一是反对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及绝对平均主义的影响；二是反对把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要组织服从个人的要求；三是不要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工作学习不切实，而铺张敷衍推诿好高鹜远，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或者自暴自弃，对事情不客观，不从大局去看去想，悲观失望，在工作学习上不安心，不忠实于自己的岗位；四是要真正的大公无私，无论对人对事，照顾全部，政治上向上看，生活上向下看。

第四，理论与实际联系，养成“实事求是”，认真切实朴素的学习工作作风。具体要求两条：一是凡事首先要调查研究具体情况，不论在学习或工作上，均应脚踏实地；二是反对在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的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

第五，与群众密切联系，面向群众，启发教育与提高群众。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为群众的表率，虚心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所拥护，因此态度要和气、谦逊、诚恳善于团结群众。

第六，努力学习，切实学习，视学习为对党应尽的义务，反对为个人而学习的观点。把马列主义真正的融合于实际，真正锻炼出党性坚强，意识健康，全面的一个共产主义者。

第七，保障党内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正确的团结、互助、互学的精神，要注意同志关系及工作关系之改进，保证同志间各部门各连队关系之密切。

第八，重视与积极参加党内一切生活，尊重各种制度，对党应尽党员之权利和义务。诚恳接受别人的批评，及时纠正自己的缺点，更大胆的善意的帮助别人，批评别人，促成其政治上之进步，思想意识上之加强。

除此之外，还专门为从事经济工作干部党性锻炼提出补充标准八条，其中特别强调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把握住原则，决不为资本主义思想所影响，作私生意，发展资本主义及不尊重边区法令；要忠实坦白，经济手续清楚，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不打埋伏，不贪污，不浪费，不腐化。

军事学院政治部制定的关于党性锻炼检讨的标准，不仅全面，而且具体，每个党员都要依据这些标准和条件来对照检查自己，经过集中检讨，终于使大家做到了党性坚强，意识健康。正是通过整风把党中央《决定》规定的内容全部落到实处。通过这个典型的分析，就使我们明白：延安时期之所以党风正、作风好，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就是因为抓到了本质。即不仅制定颁布了有关对干部的命令，指示和条例，也不仅仅停留在对违纪干部的惩处上。从深层次上分析，我们认为要从客观上把握。延安时期总体上党风和廉政都是最好的时期之一，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堪称是全国廉洁奉公的模范，究其原因就是提高了党员的素质，增强了党性，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不仅思想觉悟高，自己不搞腐败，还能自觉地抵制腐败，这就是开头我们所说的，增强党性修养是廉政建设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中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党性问题的提出和论述，对廉政建设的重大理论贡献。

三、坚持调查研究是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

如同前一节增强党性修养一样，要搞好党的廉政建设，必须要有良好的党风。党的三大优良作风都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树立起来的。然而，培养党的良好作风，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有认真作到了这一点，才能有效地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真正形成党的良好风气。延安时期，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加强党风建设，曾经对如何进行调查研究作过许多论述，对党的廉政建设，同样作出重大理论贡献。

（1）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决定》是1941年8月1日，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而制定的。在此之前，于1941年3、4月间，毛泽东在延安为《农村调查》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再次重申了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著名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向社会作调查”，是“了解情况的唯一方法”。他向全党同志介绍了自己开展调查研究的心得，重申出版《农村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毛泽东当时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目的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因为调查研究是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重要途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只有把调查研究工作落到实处，不仅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也是防止产生官僚主义和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

党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对调查研究有过论述，张闻天进一步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之后，1943年3月27日给中共中央提交了题为《出发归来记》的报告。他认为，为什么要进行神府调查？一句话，就是“为了打破教条的囚笼”。通过亲身调查，他深感“知道中国的事情太少了”。对一个知识分子党员来说，很有必要冲破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到农村去的。真正体会到毛泽东所指引的方向是正确的，决心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他把这次调查和延安整风紧紧联系起来，认为已作了第一步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工作来补充第一步工作，没有第二步，第一步的了解是不会深刻的。

张闻天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高度认识从实际出发的真正内涵。他说：在过去，我从未怀疑过我是一个唯物论者（我主要是指历史唯物论），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考察，我发生怀疑了。“因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决不能认为是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作风。相反的，这正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特点。”通过一年多的调研活动，张闻天认为：“马列主义者均得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普遍的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找到证明。”他提到“在实践中和在群众中审查工作”，不能在会议上审查工作。因为这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其表现形式也不能不是党八股的，老一套的。是否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张闻天认为，毛泽东告诉我们做事情要亲自动手，不能理解为亲自看文件、亲自同高级干部谈话、亲自参加讨论会，而应当理解为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的干部。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也是整顿三风的一项任务。最后，他深有感触的说：“我想，我这次所走的途径，或者是改造象我这类知识分子的老党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吧。”我们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对注重调查研究不仅是停留在言论上，而且贯穿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这就为我们全党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每个共产党员都能够象他们那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不会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且就能保持党风优良和清正廉政。

（2）延安整风后调查研究尉然成风。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发布之后，还设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委研究室三个部门，可见党中央对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在中央《决定》发出当月，毛泽东为高克林撰写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评价说：“这是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3个人的调查会后写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9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高克林所写的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所写的按语，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个按语，实际上是毛泽东给全党树立了一个调查研究的榜样。在此之后，延安各中央机关、各群众团体、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是先后派出考察团、调查团、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为调查研究指明方向。比如同年9月13日，毛泽东向即将出发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重要讲话。他讲了两个问题：（1）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努力。他强调事物是运动、变化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2）具体方法。一方面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另一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要抓住主要的东西，如果你调查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东西没有抓住，那么，你仍然没有发言权。

根据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各考察团、调查团都结合各自考察的目的和被考察地的不同情况，开展了为期几个月甚至一年的调查之后，撰写出一大批调查报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妇女生活调查团撰写的《沙滩坪调查》、《沙滩坪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撰写的《绥德、米脂地区农业生产问题初步研究》，《固临调查》；林伯渠撰写的《农村十日》等调查报告。上述这些调查报告，在当时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提出了依据，而且在边区和广大干部中形成一种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如同增强党性一样，都是为防止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为树立优良党风和促进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

（文章来源于陕西省纪委省监委网站，作了部分删减）